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二级高级法官余晓汉6月24日在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中国证券报·中证金牛座记者关于“新的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如何应对横向垄断协议”的提问时表示，横向垄断协议的发现和查处存在较大困难。实践中，尽管该类行为较为隐蔽且花样迭出，但只要付诸实施国际期货配资，总会露出某些蛛丝马迹，呈现若干具有共性的特征。正如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所述：“从事相同贸易的人们即使是为了娱乐和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。一旦聚会，其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消费者，便是筹谋抬高价格。”

　　余晓汉表示，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，司法解释第十八条专门规定了“其他协同行为”的四项考量因素及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。特别是国际期货配资，结合国内外理论研究和执法司法实践发展，司法解释提出了四项考量因素中“1+2+4”或者“1+3+4”两种判断方法和证明规则。所谓“1+2+4”证明规则，是指只要原告证明上述第一项因素（经营者存在市场行为一致性）和第二项因素（经营者之间存在意思联络、信息交流或者传递），同时具备第四项因素（经营者不能对其行为一致性作出合理解释），人民法院即可认定“其他协同行为”形式的横向垄断协议成立。所谓“1+3+4”证明规则，是指只要原告证明上述第一项因素和第三项因素（相关市场的市场结构、竞争状况、市场变化等情况），同时具备第四项因素，人民法院也可认定“其他协同行为”形式的横向垄断协议成立。同时，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三款还具体规定了合理解释的内容和范围，目的是避免不当干涉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，在规制协同行为时需要排除规制“平行行为”如单纯的市场跟随行为。整体上，司法解释的该条规定具体明确了有关证明标准，适当减轻了原告的证明责任，有助于规制具有隐蔽性的“其他协同行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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